清末陕西教育近代化初探——以陕西大学堂为例

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，在庚子事变的危机下，执政者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，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，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变革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[1]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公共事业等领域都起到了早期现代化的效果，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点。在这种改革的新潮下，新政在陕西也得到了有力的推行，促进了陕西社会的近代化进程。本文以陕西大学堂为例，从其设立的原因、学制与教学、师资力量、学生管理等具体方面，来探究清末陕西新政在教育方面的成效。

一、陕西大学堂设立的原因

庚子事变之后，清政府认识到统治权威的丧失，其极端保守的政治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能挽救政权、民族乃至国家，为了一改数千年“积习相仍，因循粉饰”的局面，决定效仿西方，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。

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上谕：“人才为政事之本，作育人才，端在修明学术，历代以来学校之隆，皆以躬行道义为重。故其时体用兼备，人才众多。近日士子，或空疏无用，或浮薄不实，如欲革除此弊，自非敬教劝学，无由感发兴起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，应行切实整顿外，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，各府、厅、直隶州均设中学堂，各州县均设小学堂，并多设蒙养学堂，其教法以四书五经，纲常大义为主，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、艺学为辅。务使心术纯正，文行交修，博通时务，讲求实学，庶几植基立本，成德达材。”[2]101

从上谕中我们不难看出，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危机面前，人才是立国之本，要讲求实学，剔除各种学术弊端，学制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。关于这一点，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就曾上奏：“古今立国，得人则昌，作养人材，实为图治根本。中国情见势绌，亟思变计，兴学储材，洵刻不容缓矣。”[3]210而人才的培养又得益于学校，只有改变传统儒家的思维定势，改革学校教育，吸取西方的“器”，才能挽救危机。所以他又说：“臣伏惟国势之强弱，视乎人才，人才之盛衰，原于学校，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，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。以今日世变之殷，时艰之亟，将欲得人以佐治，必须兴学以培才。”[3]317换言之，只有探其本，广植材，才能得人行政，为此“救中国之贫弱以学堂做起最为须要”[4]150。

上谕颁布后，陕西省为了响应清政府教育体制的改革，在全省府、州、县设立诸多学堂，开办学堂教育。《秦中官报》对此这样载道：“学堂之设其旨有之，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，振兴实业，国民不能立，必立学之教之”[5]，即学堂的设立是为了培养人才、振兴实业，从而解时机之艰，为国家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变奠定基础。正如刘古愚先生所言，“今日中国之患，不在外人之富强，而在我国之贫弱，亦不在我国之贫弱，而在我民之顽犷，顽则无礼义而日未时势，犷则逞蛮野而触祸饥”[4]150。再加上陕西地处西部地区，教育水平远落后于东南各省。基于此，陕西省对创办学堂极为重视。

二、陕西大学堂的学制与教学

“光绪二十八年，巡抚升允创立大学堂。三十一年，巡抚夏时遵章改为高等学堂”[2]107。设立之初，陕西大学堂的学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，至光绪三十一年编订的《高等学堂更订章程》才明确规定：“补习普通科学一年，正科三年，四年毕业。”[6]477作为高等学堂，四年的学制，亦欲达到培养人才、振兴实业的预期，因而其教育体制就必然会随之做出相应的改革。下面从教学宗旨、管理机构、入学资格、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其教学进行阐述。

在教学宗旨方面，上文的上谕中提及要以四书五经为主，以西学艺学为辅。陕西省遵奉章程，其在教学章程中亦指出“诸生以中学为体，以西学为用，必明体乃有益于身心，必达用乃有裨于家国，绩学尚已，敦品尤先，若不知砥行饬躬尊君亲上为何事，即智慧日启，学业日精，流弊将不可问甚，有摭拾狂瞽谬说谓人人有自主之权，驯至诋訾圣贤，畔道离经，王化涵儒，奚容有此郊遂之设，正为斯人杜渐防微，当以此为开宗明义。”[6]473虽然此宗旨并没有脱离张之洞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模式，但是对于清政府而言，其能为了时局危机，向西方学习，进行制度方面的创新，慢慢从极端保守的君主专制向开明专制转变已经是进步了，更何况如果大幅度地快速移植被认为良好的西方教育制度，反而会使新政遭遇激进的制度主义。

文章来源：《陕西教育(教学版)》 网址: http://www.sxjybjb.cn/qikandaodu/2020/0918/62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