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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陕西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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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“一带一路”以来,中国和沿线国家在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五个重点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尤其是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实力都随
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“一带一路”以来,中国和沿线国家在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五个重点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尤其是政治影响力与经济实力都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而增强。相比之下,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却较为缓慢。有学者认为,本世纪“文化的经济意义将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,其对地方整体经济具有乘数效益,将使城市发展大受裨益。”[1]因此,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有效途径,也是提升我国政治影响力、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。
从2013年始,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陕西积极融入“一带一路”,但由于陕西经济对外开放度低、科技创新力不足以及省际间竞争激烈等因素,陕西在融入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成绩并不显著,尚未发挥新起点的带动效应和辐射效应。在2020年4月对陕西的考察中,习近平提出陕西要深度融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大格局,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、商贸物流枢纽、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。可以说,此次国家领导人在陕考察,既为陕西融入“一带一路”提出了要求,也为陕西融入“一带一路”指明了方向,即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外,陕西更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,打造对外开放的人文交流平台。
“一带一路”已进入到绘制精谨细致的“工笔画”阶段,提升文化软实力是陕西发展国际旅游业的新动力,也是与兄弟省份的差异化竞争,走具有陕西特色国际化路线的必由之路。基于此,本文首先对文化软实力概念进行分析,抽象出文化软实力的具体维度;其次,通过比较分析法,对陕西文化软实力的现状及优势、劣势进行分析,进而提出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陕西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对策建议。
一、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区域文化软实力模型构建
(一)研究对象界定
以“一带一路”为研究背景,选择河南和四川与陕西进行对比分析,选择河南、四川两省的原因主要是:首先,从区位来说,三省皆为“一带一路”沿线重点建设省份,均为交通枢纽型省份,是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。其次,三省均在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积极作为,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的定位也有相似之处,例如都提出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目标。再次,国家在支持地方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方面,给予三省基本同等的政策待遇,如2017年国家在陕西、河南、四川设立自贸区;2016年省会城市西安、成都、郑州都入选国家中心城市,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。最后,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,三省的产业结构、人均GDP等均较为接近。
(二)文化软实力的构成
软实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·奈于1989提出,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导向力、吸引力和效仿力。[2]文化软实力是在特定人类社会中对外彰显的一种柔性吸引力,影响力及感染力。多数学者认可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,但对文化软实力的指标评价体系结构尚存争议,学者在研究中会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进行指标的选取。如熊正德、郭荣凤从文化价值吸引力、文化知识生产力、文化体制引导力以及文化产业竞争力四个维度解构了文化软实力。[3]学者罗能生等从文化生产力、文化传播力、文化影响力、文化保障力、文化创新力和文化核心力6个维度测量文化软实力。[4]施亚岚等将文化软实力具体化为文化竞争力、文化吸引力和文化生产力三个维度。[5]张月花等从文化基础力、文化保障力、文化生产力、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创新力5个方面对文化软实力进行研究。[6]
本研究参考上述学者建构的指标体系,根据研究目标,通过资料分析、专家访谈等方式,确立了文化吸引力、文化引导力和文化生产力3个维度。文化吸引力是构成文化软实力的基础要素,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核心,以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产生的对外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。文化引导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,主要反映一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程度,体现政府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程度。文化生产力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,反映一省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,通过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,将无形的文化资源转变成有形的经济产出的能力。文化吸引力、文化引导力和文化生产力彼此独立,又相互影响,共同构成区域文化软实力。
(三)区域文化软实力模型建构
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,结合区域文化软实力的三个维度,遵从一致性、互斥性及数据可获得性原则,本研究设计了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,最终形成了“3个二级指标及19个三级指标”的区域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(见表1)。所有指标均采用正向化计分形式。
文章来源:《陕西教育(教学版)》 网址: http://www.sxjybjb.cn/qikandaodu/2021/0218/80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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